恋爱的时候山盟海誓，到了领证的时候竟然意外得知枕边人犯过强奸罪。来自湖北的女孩小芳无论如何也不肯接受这样的现实，今年1月初，得知真相后的她毅然来到金寨县人民法院青山法庭，将丈夫王某告上了离婚席。

小芳和王某是2015年初经人介绍在上海认识的，相识后小芳很快就被王某的花言巧语所打动，半年后两人便同居并商量领证的事。去年8月，小芳跟着王某回到其金寨老家准备办婚礼，却在领证办理相关身份信息时发现王某曾经犯过强奸罪，面对欺骗小芳再也无法容忍这样的日子，不顾王某的辩解毅然走进了法院。

青山法庭的法官依法受理后主持双方调解，包括小芳的姐姐也来劝她，但是感到被骗的小芳坚决不同意继续维持婚姻。在调解无效的情况下，法官最终判决两人离婚。(六安新闻网 马晋超)

新婚小伙感染艾滋病，原因是新婚妻子

如果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毒，对于那个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永城的小新，正直青壮年，就遭遇了这样的事儿。

女友感染艾滋 小伙浑然不知

小新说，去年三月，他和女朋友小叶筹备婚事，两人在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当天，前往永城市妇幼保健院进行婚检。两人的检查报告很快出来了，但医生单独叫住了女友小叶。

在不安的等待中，小叶再次做完了检查，小新得到医生的答复是，一切正常。

婚检后小新也没再多想什么，就与妻子小叶同了房。一个月后，小新前往外地打工，然而六月初，小叶接到永城市疾控中心打来电话，称她已经确诊为HIV阳性，而且丈夫小新很可能也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

永城市疾控中心说，其实小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并且有备案。令小新想不通的是，三月份婚检时，小叶已经查出疑似感染艾滋病毒，为什么医院当时不把这个结果告知自己，导致悲剧无法挽回。

究竟谁隐瞒真相 小伙状告医院和疾控中心

在痛苦中挣扎了一段时间后，小新向法院提起了诉讼，并从法院拿到一份当初婚检时的检验报告。报告显示，小叶疑似感染艾滋病毒，并且上面有小新的签名，这表明，小新当时已经知道了这一结果，但小新坚称，自己始终毫不知情。

一方面是法律对小叶隐私权的保护，另一方面是小新最基本的生命健康权，究竟孰轻孰重呢？

据了解，《艾滋病防治条例》多个条款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婚姻、就业、医疗等方面都进行了保护，但是，作为特殊人员，在享受法律赋予的权利外，在生活中，也应以法律为准绳，约束自己的行为。

按照律师和评论员的说法，如果小叶早就知道自己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话，应该及时告知丈夫小新。至于医疗和疾控部门，按照法律规定，应该对患者的信息进行保密，但是律师和评论员认为，保密的范围不应包括与患者一起生活、极易被感染的人群，特别是患者的合法配偶。

生命健康权是宪法赋予每个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不应受到任何人、任何机构的侵害。

艾滋病患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配偶是易感染人群，他们是否就失去了对真相的知情权呢？

云南、广西等省份在地方立法上已经开了先河，如果艾滋病患者或者病毒感染者不主动告知其配偶或者与其发生性关系的人，当地疾控部门有权告知。

隐私不是向配偶隐瞒艾滋病的理由

如果有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对于那个人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河南省永城市的小新，正值青壮年，就遭遇了这样的事儿。永城市疾控中心说，其实小新的妻子小叶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并且有备案。令小新想不通的是，婚检时小叶已经查出疑似感染艾滋病病毒，为什么医院当时不把这个结果告知自己，导致悲剧无法挽回。

当事疾控中心工作人员的解释是“这也是个人隐私，都是保密的”。当事婚检机构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咱只能告知她本人，至于告知配偶没有，咱没有权力告知他，（害怕）因为这双方婚姻破裂了。”这些理由根本站不住脚。

国务院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当事婚检机构所言隐私保密，可能据此而来。这种做法可谓适用法律错误。“公开”一词，现代汉语的解释是“不加隐蔽的；面对大家的”。如果婚检机构将一方感染艾滋病病毒只告知即将登记结婚的另一方，并非不加隐蔽，更非面对大家。

《婚姻法》第七条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禁止结婚。患有艾滋病者，尤其是一方患有艾滋病者，是禁止结婚的。为此，婚检机构必须告知配偶双方婚检的真实结果，该婚检机构“（害怕）因为这双方婚姻破裂了”简直多余。

法律之所以禁止艾滋病患者结婚，目的是防止艾滋病的传播。当地婚检机构对健康配偶隐瞒对方感染艾滋病，与法律规定背道而驰，而且漠视健康生命和后代生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也与医者救死扶伤的形象极不相称。